鄧炳強、李家超和那些到過新疆「調研」的廠衛，一直都想將莎車恐襲的劇本搬來香港。2019年8月《環時》付國豪在機場被群毆私了，當時中聯辦已爭先想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，事後港澳辦亦發聲明指香港有「恐怖主義的苗頭」。其實早在那時香港人已有提防意識，知道他們有心將香港的抗爭者誣指為恐怖分子，找藉口用新疆的那一套對付我們，可是他們為何擱置了這條路線？
因為把香港變成新疆的經濟政治代價實在太沉重了，是他們至愛的搬石砸腳。
事實上不止香港，世界各地的執法機構在過去30年來一直都把恐怖主義威脅視為一種可加以利用的東西，因為有了威脅，就有藉口突破調查手段的重重關卡。原本這是侵犯國民私隱，不可以做，但有了反恐，我們就有權侵犯；有了反恐，我們就可從國會申請更多資金擴充人手和添置裝備；有了反恐，我們就有權力對人民實施更大的管制。
在此，你們可以見證有甚麼更恐怖的東西正在各國合流，反恐主義的議程如何分階段達到社會監控的目的。恐襲是自發的，因勢利導的卻是他們，誰賦予他們至高無上的權力，能夠把恐襲稱為不是恐襲，又把不是恐襲稱為恐襲？
這才是權力氾濫所加諸人民身上的真正恐怖威脅。
（圖為去年夏天菲律賓人反對杜特爾特實施《反恐法》行政治打壓之實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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